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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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扩散型读者包括诸道幕职人员，支郡、县的官佐，诸道长官门客等。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在政治领域，状报基本读者数量少影响了诸道长官政治反馈的积极性和政治舆论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读者构成制约状报成为诗歌创作新题材、民间修史的新史料。
魏海岩，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彭翠，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宋伟龙，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大委托项目“燕赵传播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020W03）阶段性成果。
唐代进奏院状报诞生当不早于肃宗朝，很有可能就在安史之乱期间。此后，终唐一朝，乃至五代、宋朝太平兴国年间，二百余年，状报之制皆无根本性的改变，可谓影响深远。
无论任何时代，传播媒介使用者的数量、阶层特性等因素决定着媒介的地位乃至未来发展走向，状报也不例外。可是，学术界关于唐代状报的读者范围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状态。目前学者们针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关注主要读者，状报的读者主要是“藩镇和诸道长官”（“藩镇节度使和诸道长官”“藩镇主官”）。第二种是关注全体读者，即状报的读者包括本藩镇官绅（黄庆丰，2017）。第三种是二者兼顾，既突出重点，又不忽视其他读者，状报的基本服务对象是本道藩帅，他们的幕僚也有机会阅读状报（张国刚，1986）；藩镇长官是第一读者，还可以传阅到一定级别的藩镇属官等，甚至有时状报中的信息还会扩散到士子和百姓（李东，2013）。
状报读者界定模糊不清，并不只是局限于在一个具体知识点的认知不明，它还导致人们对状报的历史地位评价有失精准。
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史料的搜集与考据，力争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勘验唐代状报读者的具体涵盖范围，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并分析其特点；第二从唐代社会背景中梳理状报读者构成特点的成因；第三从历史对比角度出发，总结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的影响。
一
基本读者
状报的基本读者是指那些接收状报有制度性因素保障的人群，这是状报读者群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唐朝立国之初，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州、县二级制。贞观元年（627年），太宗李世民为加强中央对州县的控制，依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道。之后，朝廷就根据具体需要，不定期的派遣按察使、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等官员赴诸道开展督察工作。但是，使官的数量并非严格按照“十道”来安排。此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十道正处于地理概念向监察区划概念转化的起始阶段。武周时期，随着朝廷严格按照十道派遣巡察官员的做法日渐固定，加速了十道向监察区划转化的进程。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于每道设立固定的使官——采访处置使、幕佐、使府治所等。道作为监察区的法定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以后，采访处置使其权力逐渐扩大，天宝年间，已逐渐插手本道行政事务。监察区的道正在朝着行政区划的道过渡。
唐初于边疆地区设置军区性质的道，由总管或大总管（后改称都督或大都督）统领当地军戎。景云二年（711年），朝廷以节度使代易都督，其所统辖防区称为方镇（藩镇），或仍称道。天宝年间，玄宗于边境上设置诸道节度使，其中有的兼任采访使，监察区性质的道与军区性质的道融合已经初现端倪。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全国大乱，中央的诏命在地方运行受阻。为了提高各地协调能力，有效御敌，朝廷对内地诸道体制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朝廷罢诸道采访使而以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代之。另一方面，朝廷把原本在边境地区采用的节度使兼采访使制度在内地推行，在军事要地设节度使兼观察使、非军事要地的道设置观察使兼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统领一道兵、民、财大权。这样一来，一种高于州的行政区划——道或藩镇（方镇）就一直延续下来。与此同时，藩镇、方镇也用于称呼诸道的长官。
进奏院及其前身留后院就是诸道为了更好地与中央之间保持联系而设在京师的办公机构。进奏院状报是进奏官们为了使藩镇及时了解朝廷的动态而制作的一种新式媒介。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进奏院状P·3547和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进奏院状S·1156， 是归义军进奏官所发。状报分别以“进奏院状上当道”“上都进奏院状上当道”为开端（张国刚，1986）。“当道”意为掌权者，掌一道之权者为谁，即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由此推知，进奏院状报是专门呈报给诸道长官的。
当然，以上的论述诸道走向行政区划的过程并不是为了证明这个司空见惯的结论，而是要说明中唐以后藩镇、方镇与道词义是重叠的关系。进奏院状报的主要读者应表述为“诸道（藩镇、方镇）长官”或“藩镇、方镇”，而不必表述为并列式的“藩镇和诸道长官”。其次，很多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将进奏院状报的主要读者笼统地等同于节度使也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并非所有藩镇长官都是节度使。
在诸道普及的同时，朝廷还保留了少量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州，被称为直属州（直隶州）。它们有权直接与中央之间进行政令往来，也具备独立置邸京师资格。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诸坊中的齐州进奏院、商州进奏院、汝州进奏院、盐州进奏院、同州进奏院等便属于此类进奏院之代表（徐松，1996：62-91）。既然拥有进奏院，进奏官们向本州发送状报也就成为可能，直属州的长官也自然是状报的读者。虽然直属州辖区范围只限本州，与同时控制数个支郡的藩镇无法相比，但其地位与普通诸道没有本质差别。直属州的长官与诸道长官的地位相等，如中和年间，华州长官王重简的职务头衔是华州刺史、华州节度使；乾宁年间，同州长官的职务头衔是同州刺史、同州节度使。在唐代官方文书中，直属州不仅被视同于“道”，也被冠之以“道”。既然如此，作为状报读者的直属州长官，也可以诸道长官（方镇、藩镇）呼之。
唐代的行政区划中，与“道”相仿的还有京畿、都畿。京畿是西京长安附近地区，都畿是东都洛阳附近地区。二者经常在唐人的话语中与诸道并列出现。例如唐昭宗年间，张濬的官职是京畿诸道营田修葺太庙使（董浩等，1983：939），以唐继承者自居，因袭唐之旧制的后唐，在颁布《平汴州大赦德音》有“京畿及诸道见禁囚徒”之语（董浩等，1983：1068），说明在唐人的行政区划认识当中，两畿尤其是京畿与诸道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不能指代、包含前者。而且，“方镇”是在京畿之外设置，起到拱卫京畿的作用，京、都畿（至少京畿）不应被以方镇视之（罗凯，2008）。但是，两畿确实与诸道有十分近似之处，从产生过程看，京畿、都畿是由原来的关内道、河南道分别裂变出来，从长官地位来看，两畿长官也是观察使（兼节度使或其他使职）。因此，后世将两畿与诸道混同称呼的现象逐渐多起来（罗凯，2008）。
如前所述，两畿长官是观察使，进奏官是观察使的幕府标准配置人员（欧阳修等，1975）。虽然京畿长官衙署就在长安，但是和地方藩镇一样有对朝政新闻、政治情报的需求，有充分的可能委派进奏官向自己提供状报。宋代在京官员就是邸报的读者。都畿长官阅读状报的证据就更明显了，唐代长安崇仁坊内就有东都进奏院（徐松撰，李建超，1996）。
综上所述，若完全回归历史现场，状报基本读者对应的群体应该表述为诸道及两畿长官，若考虑到数百年以来形成的习惯、两畿与诸道相似性、京畿是否确有状报供给尚无法确定等因素，也可以模糊地表述为诸道长官。但是，作为研究者必须先清楚诸道与两畿的区别，做好学术存疑，方可采用便捷性称呼。既然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所以查找唐朝“道”划分情况就可以确定基本读者的数量规模。中唐以后，“道”的裁撤增加、分割合并事件时有发生，很难对其数量做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确定大致范围区间尚无不可。有学者考证安史之乱至唐亡，“道”的数量大约有五十个左右（张国刚，1987：131）。本研究根据《唐方镇年表》统计，结果大体上可以与该数字相互印证。因此，唐代状报基本读者的数量大概在四十至六十区间波动。中晚唐时期官员的总量达到数十万，相比之下，这一数字无疑太小了。
二
扩散型读者
扩散型读者的阅读行为没有制度性保证，通常是借助工作便利、私人关系等途径直接接触状报或阅读公文、喜报、书信等媒介间接获知状报信息，一旦前述条件发生变化，他们的阅读权利和行为也就自动终结。
（一）节度使、观察使府幕职人员
道是唐代地方最大的行政区划，上有朝廷下有州县，因而要处理的日常事务很多，非长官一人之力能够完全应对。因此，方镇招募大量的幕职人员辅助其处理公务。起草公文便是僚属们日常工作之一，某些时候公文的写作由头就是状报中所传递的消息。因此，幕职人员可以借撰写公文之机直接阅读状报。例如：
令狐楚《代太原李仆射慰义章公主薨表》：得进奏院状报，义章公主今月九日薨，辍朝七日者。
李仆射为河东节度使李说。唐德宗之女义章公主故去之时，令狐楚在李说幕府中任掌书记，负责文辞之事。
刘禹锡《为杜相公谢赐门戟表》：臣得进奏官裴遘状报，今月九日，军器使梁延寿奉宣进止付所司，准省牒赐臣门戟十二竿者。
诸道长官幕府人员的职责没有严格的规定，除了掌书记等专职刀笔吏之外，其他善于文辞的幕职人员也同样有机会担任笔墨工作，也就有了阅读状报的机会。例如：
于邵《为崔仆射陈情表》：臣近得上都所由报状，伏承受相府元帅之寄，领渔阳突骑之众，分雇邠土镇守之师，内无所疑，外无所怨，上让下竞，礼合义均，不为身谋，同奖王室（董浩等，1983：5478、6083、8041、4331）。
通过此种方式直接阅读状报的几率有多高？诸道公文撰写工作量非常大。祥瑞天象、更改年号、新皇登基、皇子降生、公主出嫁、克敌制胜、宰相新拜等喜庆之事诸道要上贺表或贺状，发生水旱灾害、皇帝驾崩、皇室成员及重要官员死亡等不幸之事诸道须上慰表，诸道长官及家人获得朝廷授官、赐物等要上谢表、谢状，他们针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要上论表、奏疏、奏状等。与此同时，诸道长官普遍有加强对辖区支郡控制的倾向，故而强行横亘在朝廷与州郡之间充当上下通情的中转站，严重时甚至能达到“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的程度（欧阳修等，1974：281）。诸道要不断地将状、判、牒、榜等公文传递给下级州县（案例下文详述）。上述上行、下行公文的写作由头主要由状报传至诸道。因此，公文的写作量基数越大，就意味着担任文书撰写工作的幕职人员接触状报的频率越高。同时，有案例可以证明，以状报传递的信息为由头的公文在常规公文中所占的比例是很高的。李商隐曾经在崔戎、王茂元、周墀、郑亚等的幕府中专掌公牍文书撰写，其中流传下来的公文中写作由头来自状报的比例甚大，高者达60%，低者亦超过14%。因此，幕职人员借撰写公文直接阅读状报机会很多。
诸道长官幕职人数众多，地位并不相同，自上而下分为四个等次：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支使；推官、巡官；衙推、随军要籍、驱使、孔目官等。其中巡官已经位列末职，其后者为卑职（石云涛，1996）。
前述案例中提到的支使、掌书记等皆属中高级幕职。因此，可以推知职责所司、地位尊显的幕僚们才是最经常接触状报的人群。
但是，一些承载容易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非机密性话题的状报，可以在幕府内部人员中广泛传阅，在这种情况下，低级幕职人员接触到状报还是有可能的。例如：
唐代著名诗人韩翃，晚年曾任汴宋节度使李勉的“幕吏”。一日夜半，韦姓巡官（掌管推鞠狱讼的幕僚）忽然来访，向他祝贺荣升驾部郎中知制诰。韩翃质疑消息的确切程度。韦巡官道：“留邸状报制诰缺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丁如明等，2000：1242）
朝廷与诸道之间经常有人员流动。若是涉及本道人员的升迁贬降，进奏官们必然重点搜集，写进状报。当此类状报到达某道以后，由于新闻中的人物与幕府中的人员具有强大的接近性，从而导致幕僚们奔走相告。在此之前，幕僚们很可能有一个相互传阅状报的过程。
以上案例所提到状报中的信息，多由朝廷公开发布，甚至期待获得广泛传播以达成于己有利的政治目的。但是，还有一些得自于进奏官私下探听、秘密搜集的（方汉奇，1992：44-45），其中就免不了包含朝廷不希望地方获知的机密性信息。具有割据、反叛倾向藩镇的进奏院，本身即是一个情报机构，它们发往本道的许多状报往往有更强的机密性，以至于一旦藩镇公开反叛之时，中央为了防止泄密，选择第一时间封闭其在京进奏院。例如，大和二年（828年），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与横海军叛军相勾结，抗拒朝命，唐文宗下诏：“其上都进奏院，宜令御史台京兆府切加守捉，禁其出入。”（董浩等，1983：746-747）
那么，此类承载秘密信息的状报适合在幕僚群体中传播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当时幕僚群体与诸道长官的关系。
唐代使府、幕府幕职人员不属于朝廷正式委派的官员，而是由诸道长官自己辟署。通常情况下，府主自己寻找适合担任幕职的人选，便派专人携带重礼和聘书，经过一次或多次聘请，被对方接受后，再上奏朝廷请示授官。对于奏请，朝廷多数不会拒绝。幕职人员没有任期限制，宾主一旦相得，会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甚至有的长达十余年。府主移授他镇，幕僚也随之迁幕。而一旦失和，就能随时解除合作。从这一角度分析，二者之间又不像常规的上下级关系，倒是颇类宾主关系。尽管如此，受权势地位等因素影响，这种表面的平等关系背后，依然是府主的利益起主导作用。一旦府主觉得幕僚才不堪任则弃之，与己不忠的话甚而杀之。经过长期的磨合、淘洗，在幕主周围集结了一批才堪用、忠堪信的幕僚。乃至当王室与本道长官之间发生矛盾时，有些幕僚也是选择忠于长官，为之谋划，佐其成事。例如，朱温任唐宣武军节度使的时候，敬翔任幕僚。敬翔常为其出谋划策，深得朱温信任。“以至于动静辄以问之。”后来弑君自立，“翔之谋为多”（欧阳修等，1974：208）。藩镇作乱失败后，朝廷惩戒罪人的范围常常包括幕僚。
当然，也有一些幕职人员虽服务于藩镇，但是内心始终忠于皇室。例如，恒州节度使府判官邵真，深受长官李宝臣器重。建中二年（781年），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自任留后，并谋划叛乱。邵真不顾性命之危泣谏惟岳，要他忠于朝廷。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图谋不轨，幕职人员贾直言提刀载棺材入谏，劝其切勿反叛。
由幕职群体对长官忠诚度的分析可知，那些机密性很强的状报，只有极少数被藩镇视为亲信、与其形成利益捆绑关系的幕职人员才可能看到。
（二）诸道辖区州县等官员
因进奏院是由诸道创办，故邸吏所作状报只发给本道，而本道长官没有义务将状报下发给辖区内的州县。但是，这并不等于州县一级官员没有直接接触状报或间接知晓状报中信息的机会。
有的藩镇长官与辖区内州县长官的关系十分亲密，就把撰写公文的任务直接交给擅长此道的辖区内支郡长官，使得这些人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也能阅读状报。
杜牧的《与人论谏书》中有“前数月见报，上披阁下谏疏，锡以币帛，辟左且远，莫知其故。近于游客处一睹阁下谏草”之语。据考证此书作于黄州刺史任内（会昌二至四年）（吴在庆，2008：863、866）。众所周知，唐朝没有向地方发布臣僚奏章的制度规定，而诸道长官又不会将无关大局且与自己利益没有联系的消息传达给支郡，因此杜牧所见的“报”只能是黄州隶属的鄂岳道进奏官发回本道的状报。杜牧是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亲见状报，目前的史料还不能提供直接的证据。极有可能也是杜牧与鄂岳道观察使崔蠡关系很好，才得到阅读状报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杜牧阅读状报并非是为了完成别人的公文写作，大概是一种纯粹新闻欲的满足。
如杜牧这样道州长官关系是少见的。因此，以上现象没有代表性。那么，是否就能说明一般的支郡刺史或县级长官就无缘获悉状报的信息呢？答案是否定的。
诸道长官在接收到进奏院状报以后，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有选择性的将其中部分信息以观察使牒（报）或节度使牒（下文合并称为观察使牒）的形式传到下级州县。也就是说，刺史以下的地方官以观察使牒的形式获知朝廷政治信息是官方合法途径，通过状报获取政治信息虽然不违法，但只是私人途径。状报对应的信息接收者是诸道长官，观察使牒对应的信息接收者是郡县长官，郡县长官以状报作为信源写作上呈表状于公文体制不合。
类似的例子还有：太和七年（833年）十二月庚子，唐文宗身体不适，第二年正月丁巳，身体康复，于甲子日驾临紫宸殿会见群臣。专制时代的中国，万事系于皇帝一人，他们的老病存亡牵动政局的变化和走向。尽管中唐以降，皇权已经被削弱，但皇帝的身体变化还是会牵动举国上下的神经。为了避免引起人心不稳，朝廷一般不会主动向地方道州发布关于皇帝身体状况的公报。反过来，诸道长官需要及时捕捉皇帝的健康状况以提前判断政治走向。因此，皇帝健康状况也就成为进奏院状报的常见内容。直属州华州进奏院报就向本州刺史报道“圣躬痊和”的喜讯（李商隐，2002a：27）。同时，苏州刺史刘禹锡通过“本道观察使报”获知这一消息（刘禹锡，1990：190）。因此，观察使报中关于文宗圣体痊愈的内容极有可能转自浙江西道进奏院状报。
州和道之间通过什么传递观察使牒？开成五年（840年）三月二日，日本求法僧人圆仁到达登州后，向州刺史申请公验。当时的登州是平卢淄青镇下辖的一个支郡，无权给外国来的僧人发放公验。州刺史给圆仁两道牒文，让他自己去青州节度使府申请。两道牒文中一道送交登州知后院的留后官，一道呈进节度使（圆仁，1986：90-94）。由此看来，州道之间观察使牒等公文传递的机构是知后院。
有些时候，诸道幕职人员会依据进奏院状报中的信息写成通告、通报性质的公文或礼仪文书，传达给下级衙司。文书的接收者就会间接获知状报中的某些新闻信息。
崔致远于广明元年（880年）冬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长期担任幕府馆驿巡官（刘伟桂，2004）。在此期间，撰写了大量公文，其中涉及到状报消息的就有：
崔致远《海陵镇高霸》：报高霸：得进奏院状报，知转授右散骑常侍。
崔致远《淮口李质》：报李质：得进奏院状报，知质转授右卫大将军（董浩等，1983：10818）。
诸道兵力可分为三部分，即节度使治所州衙军、支郡军和一些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县驻军，谓之县镇（张国刚，2010：1）。海陵、淮口两地就是淮南道的县镇。高霸为海陵镇遏使，“高骈将也”（司马光，1956：8338），李质为淮口镇将。以上两文是新罗人崔致远进入淮南道幕府后写的公文。右散骑常侍、右卫大将军的授予皆有朝廷官诰。淮南道进奏官因为高霸、李质是本镇官员，所以不等官诰下发，率先以状报形式报与本道。因此，上述两篇文章与其说是下行公文倒不如说是喜报更为合适。
州刺史于镇长官处可以辗转获知状报中的信息，诸县长官也可能获知。长官知晓以后，将信息扩散到他们的僚佐中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此外，状报是新闻和情报的混合载体，对于前者诸道可以与下属州县和其他衙司共享。可是，对于后者诸道能否向下传达，就取决于诸道长官与辖区内官员的关系了。
原本唐代州县官员的任命是由朝廷掌握，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实力强大的诸道权力膨胀，挑战朝廷权威，对于州县官员的任命进行干涉，如向朝廷奏荐亲朋幕僚，有的甚至自行辟署（冯培红，2011：68-70）。当然，朝廷不甘坐视权力受损，不时降旨强调州县官的任命权归三省。因此，中央势力渐强之时，强藩重镇对于辖区州县官的干涉就相对减弱，反之就肆无忌惮。对于拥有自辟权或者奏荐权的藩镇，辖区内州县官员由亲信故旧担任，他们一旦接到机密性状报，与其共享的几率也是有的。可是，并非下属州县官员都忠于藩镇。例如，元和年间，平卢淄青节度使府幕职高沐，被长官李师道任命为莱州知州，却“潜输忠款”于朝廷（刘昫等，1975：4912）。乾宁二年（895年），浙东节度使董昌自立，会稽令吴镣、山阴令张逊皆宁死不从。
由此推断，机密性状报在诸道属地官员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出于诸道长官自身利益的考虑，读者范围一定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且范围较小。
（三）其他群体
门客，是通过一技之长在贵族、官员家中寄食的人。他们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以后历代都能见其踪迹。唐代高官显爵之家也流行豢养门客的风气。至于原本就积极广招四方精英、与中央政府争夺人才的诸道长官更是热衷于网罗门客。曾经历任淮西等多地节度使的来瑱，临死前“门客四散”。其中部分门客对主人很忠诚。例如，德宗朝，幽州朱滔、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结盟发动叛乱。为了分化敌人，奉命征讨的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刘昫等，1975：461、3368、3648）。在不知对方底细的情况下，就只身犯险，贾林除了因为对自己的游说能力充分自信之外，还有就是对主人以死相报的精神。甚至有些门客也和幕僚类似，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捆绑于主人身上，不惜为之出谋划策反抗朝廷。倘若叛乱的藩镇失败，有些门客的下场与前述淮南道幕僚刘协一样。武宗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亡故后，其侄刘稹向朝廷申请自领军务，遭到朝廷镇压。在朝廷的处决名单上，除了刘稹的家人和将领之外，门客甄戈也赫然在列。甄戈既非血缘至亲，亦非担任公职，能够有此处罚，可以推想当初他势必为刘稹之心腹，在对抗中央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因此，门客与幕僚一样，都极易成为诸道长官的亲信。诸道长官，有许多决策先与之密议，尔后才付诸行动。既然如此，诸道节度使、观察使之流为了应对政治中的变故，更好地为自己的利益谋划，很有可能会主动将状报中的普通信息、甚至机密信息与门客们分享。例如：
唐武宗时期，杜悰任西川节度使，“门下有术士李生”。适逢中丞马植赴阙途径西川。术士对杜悰说马植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建议好好贿赂他。杜悰以金钱房宅贿赂马植。不久马植任光禄卿，“报状至蜀”，杜悰对术士说：“贵人至阙，作光禄卿矣！”（裴庭裕，1994：89）
地方官交通贿赂朝中大臣，是被法令禁止的。杜悰能够将如此秘密的行动与李生共同谋划，又将状报所传信息与李生共同分享，足以证明上述推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文人都因为有共同的志趣追求而交游往来。唐代实施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方式，为文人进入政坛开辟了一条通道，从而加速了文人间的互动，也为状报在他们之中的传阅或状报刊载的信息在他们之间的流通带来可能性。例如：
会昌二年（842年），秘书省正字李商隐因母丧而离职守孝，直到会昌五年（845年）十月返回秘书省。此间，李商隐曾一度在洛阳、郑州间停留。会昌五年正月，李德裕等臣僚为皇帝上徽号“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进奏院状将此消息传递到洛阳时，李商隐正在洛阳与河南尹卢贞交往。李商隐便代其作贺表，中有“臣得本道进奏院状，知宰臣某等奉上尊号”诸语（董浩等，1983：8045）。
当时，李商隐无官职在身，非卢贞邀其代笔，他是没有资格接受、阅读状报的。考虑卢贞是一名从政的诗人，二人很可能只是诗友或文坛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卢贞先让李商隐阅读状报再为自己代写贺表，并非自己不能执笔，也并非手下没有能文幕僚，最大可能是要见识一下李商隐的文采。由此推知，没有入仕的优秀文人或暂时失去职位的士大夫也有可能获得诸道长官准许而有机会阅读状报。
中央政府时常临时派遣官员充当使职，到地方去处理事务，地方上的官员也要不时升迁或调动，这样一来，在全国各地，经常发生官员的流动。在官员流动的过程中，就有接触状报的机会。
后唐去唐不远，而且典章制度大部分一仍其旧。由此例可见，唐时过往官员在诸道长官那里有机会阅读进奏院状报。
自先秦时代起，中国人就利用书信传递信息。但是，唐朝以前，官员之间进行私信往来常常受到国家法令禁止。唐武徳九年（626）十二月，太宗李世民惩前代治国之失，特别下诏：“自今已后，内外官人，须相存问，勿致疑阻”（宋敏求，1992：521）。从此以后，唐朝的官员们书信往来开始日渐频繁。在当时，私信还是不能入递的，可是官员们可以乘官派同僚出差或胥吏传递公文的机会捎带书信。对于掌管一方的诸道长官来说，除了以上的途径之外，还可以差遣专门的信使，甚至可以建立私人的驿递。安史之乱前，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就在京师至范阳之间建设私人的邮递线路（刘昫等，1975：4856）。因此，以各道长官为中心的信件互动异常活跃。在他们的尺牍中就有进奏院状报出现，例如：
大中元年六月，桂管道进奏院状报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攻破奚北部落的捷报，桂管道观察使郑亚就命幕僚代他写信给张仲武以示祝贺（李商隐，2002b：1363）。
因为张仲武就是领兵攻破奚北部落的统帅，所以此信没有新闻共享性，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诸道长官能够通过书信把自己掌握的信息进一步扩散到亲朋好友中去。至于会不会出现诸道长官将状报原件或状报抄件传送给相识者，就不得而知了。
扩散型读者的类别庞杂，且无法统计其准确数量规模，但是依据前文考证，对于传递一般新闻的状报而言，中高级幕职人员的接触行为稳定性最高，此外的扩散读者数量就无法统计了。当然，以上人员中，只有少数被诸道长官视为亲信或具有文字工作处理能力者才能经常性地接触状报，故此总量估算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对于传递一般性新闻的状报：在诸道长官身边的中高级幕职人员或门客等，由于工作关系、空间距离关系接触的频率最高，甚至可以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对于诸道辖区内的州县等官员，他们接收的状报信息要先经过本道长官或相关官员的过滤，接触频率相比前者自然降低很多；至于访客、友人等的接触率就更没有办法保证了。对传递情报性消息的状报，诸道长官少数亲信才能接触到。因此，扩散型读者看似覆盖人群广、数量庞大，其实稳定的阅读群体却很小。
三
结论
中国古代官报面向官僚群体发行，基本读者范围日趋广大直至涵盖整个官僚系统，是它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官报始祖的唐代进奏院状报，官员在其读者群中分属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基本读者数量极低，自然也被视作官报处于滥觞期的特点。然而，成熟的造纸术、四通八达的交通、密集高效的驿递网络这些支撑官报面向整个官僚系统发行的物质条件在唐代早已具备，制约状报发展、基本读者群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即中央、地方间的权力布局。
自从秦朝始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强化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成为每个王朝政治体制建设的重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即中央政府有权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地方政府的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却不能主动探听中央的信息，而只能等待中央政府的信息分配，否则就有窥视京畿之嫌。唐代前期，中央政府具有统御地方的充分力量和权威，同样维护这种权力向中央倾斜的政治传播模式。可当安史之乱过后，朝廷势力被严重削弱，对外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吐蕃、契丹、回鹘等的骚扰、威胁，对内无法驾驭诱降的安史旧藩，只好保留甚至主动建设藩镇以守边平叛。反过来，怀藏野心、觊觎神器的强藩重镇，力量还不足以改朝换代，只好同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臣属关系。这就造成一种奇特的政治格局——中央政府被诸道共尊，对地方也具有一定威慑力；诸道权力获得极大抬升，地方对中央离心力较强。状报的诞生，主要是诸道势力壮大以后对传统政治传播模式的一种扭转。可是，毕竟朝廷的权威犹存，诸道内部还有心向李氏的力量，诸道长官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等利益的考量，主动扮演把关人的角色，操纵状报扩散的范围。
那么，进奏院状报读者如此的构成对状报社会作用的发挥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任何时代的社会基本构成领域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由于中国古代官报始终没有成为商品、没有吸纳广告，状报对经济领域无直接影响，因此本研究只从政治、文化两个维度着眼分析。
官报的政治基本功能是将决策在官僚系统内部中传达，官员针对具体的决策发挥能动性，通过一定渠道将自己的见解及时反馈给决策者，以干预政治系统的运行。唐代状报的基本读者只是四十多、五十多人（其中还包括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者，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冷眼旁观），如此少的信息接受者，面对数量众多、涵盖面广泛的政策进行检查、监督，是不现实的。因此，诸道长官通过阅读状报促成的政治反馈，大多仅具政治仪式价值。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宋明清三朝的官报基本读者已经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阶层官员，扩大了政策检验、监督者的范围，提高官员们干预政策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因此具有问题指向性的反馈行为大增。
官报在政治领域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激发政治舆论。唐代状报读者构成特点也在此方面暴露出劣势。一定数量的人群持续关注同一社会现象或问题是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唐代状报基本读者少，扩散又受到种种制约，造成同一时间段获知同一消息的人群过小，因此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舆论。如诸道长官通过状报获悉朝廷平叛成功，奏疏也只能说镇帅一人“无任踊跃”（董诰等，1983：5311），若闻皇室之丧，上表中只能形容守藩之臣独自“悲咽惶慕”（董诰等，1983：8040），根本不涉舆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宋代社会“邸报初传，朝论胥庆”（强至，时间不详：缺少页码）、“初传邸报，大慰舆情”（张嵲，时间不详：缺少页码）、“邸报初传，舆情交庆”的记载却比比皆是（黄公度，时间不详：缺少页码）。当然，以上诸语不免带有夸张成分，但考虑到宋代官报是面向全国官僚系统发送，全体官员于同一时间段内共同关注同一事件的条件已经具备，官报读者可以通过聚集议论（王明清，2009：81-82）、书信沟通（杨万里，2007：3928）、吟诗唱和等形式针对邸报所传信息发表议论，很快形成舆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总称。新闻传播媒介亦属文化的一部分，很容易与其他文化类别产生相互作用。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其重要表现就是文学的繁盛。诗歌是唐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门类，仅《全唐诗》就收录了三千余名诗人共四万八千多首作品，但在以上作品当中，本研究仅发现疑似涉及进奏院状报的两首，查阅诗论、笔记小说等相关史料才找到一首疑似唐人作品的残篇。与之相比，宋朝邸报入诗不仅成为流行，而且渐渐形成独立的题材，一直影响到明清（沈文凡，2003）。唐代状报很少引发诗人关注，宋代以后邸报为诗歌创作增添题材，这种差别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官报读者规模上的差距。在闲适中引发受者共鸣、在轻松中实现传受互动是文学传播的一大特点。在士大夫阶层中，若官报读者群体的占比较小，对于多数士大夫而言，官报是陌生或不经常使用的事物，诗人就将其引入作品，会给文学接受者的解码活动制造很大的障碍，影响诗歌传播的效果。
史书撰修活动频繁、成果众多是唐代文化繁荣的又一标志。官报承载的内容多是重大政治事件，是珍贵的史料。然而，纵观唐代，史家利用状报的案例却稀见。官方修史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持，考虑到进奏院的归属、状报的情报性质等因素，朝廷的修史机构无法得到状报是很自然的事情。私人修史本无此顾虑、限制，应该可以采用。可是，状报同样未曾出现在私人修史活动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宋、明、清三朝邸报变成私人修史活动中方便易得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一定程度上刺激的民间修史的蓬勃发展（魏海岩，2017）。出现如此强烈反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状报读者有限，其中具备史才能够直接利用状报修史者数量就更少，加之存世数量稀少，被后世利用的几率也不高，而宋明清邸报读者众多，其中出现具备史才直接利用邸报进行当代史修撰者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加之存世数量丰富，被后世利用的几率相应提高。
总之，读者构成特点成为限制唐代进奏院状报社会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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